华大基因:产学研相结合研发管理模式

华大基因:产学研相结合研发管理模式

华大基因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隐形创新冠军。自1999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 项目”启动以来,公司完成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工作。通过建立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台,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将现有的新一代测序能力与“大数据”时代生物信息的开发能力无缝对接,以超大规模生物信息计算与分析能力领先全球,并先后在55个国家成立了2000多家生物基因研究所。真正实现了中国生物经济领域从“Venture Capital”到“Venture Science”的升华。同时,华大基因把云管理具体应用到企业管理中,IT技术新的应用,提供企业核心竞争力  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总结华大基因,就是‘引’:华大基因从追随世界领先技术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以引领世界先进技术为发展目标,并切实做到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转为脑力优势’:华大基因把中国广阔的人口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从廉价体力到廉价脑力的升级,为其他企业转型升级做出了表率;

如果用一件事来总结,就是‘把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转换为风险科学(Venture Science)’:华大的产学研成功组合模式,把风险投资转化为风险科学,创新投资模式;

如果用一个故事来讲华大,就是‘果园模式’:不走寻常路,寻找新果园,不断探索新领域。从而在在生物信息、健康、农业育种、动物克隆、环境微生物等产业化应用中做出重要贡献,创造巨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管理模式背景分析

“脱胎换骨”式变革

1999年,华大基因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诞生,创办十二年来,经历了从国有到民营,民营到国有,再由国有到民营的三次“脱胎换骨”式变革,现已成长为公认的世界最大基因组研发中心,其测序能力相当于处于第二、三位的美国布罗德研究所(Broad)和英国桑格中心(Sanger)之和。国际上将华大基因视为中国在生物产业中崛起的代表,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引进华大基因落户本土,目前华大已有3个实验室在美国、丹麦开展工作,与更多国家成立联合实验室的进程正在谈判和落实之中。

12年间,华大基因的科研人员由初创时的不足10人,发展到如今的近4000人;高水平论文由“十五”期间的5年1篇,发展到“十二五”期间的每月1篇;科研经费从最初的1500万元,发展到2011年科技经费支出11亿元,国外经费占50%。截止2012年4月底,华大基因研究院已在《自然》、《科学》、《细胞》、《新英格兰医学》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和已被接受的论文多达50篇。比较在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篇数及其引用率,仅有12岁的华大已是所有国内(含港澳台)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前7强。为了抓住新技术突破的机遇,华大基因主力于2007年南下深圳,成立了致力于公益性研究的事业单位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并于当年10月完成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基因组序列图谱,2008年1月与英美科学家一起启动了“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2008年3月启动了“大熊猫基因组计划”,2008年10月完成了大熊猫基因组框架图和手工克隆猪的研制,2009年4月启动了“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计划”,2009年8月启动了“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2009年12月与国家农业部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建了“基因组学农业部重点实验室”,2010年1月启动了“1000种动植物基因组计划”。在国际合作方面,华大基因已启动了“中丹合作糖尿病项目”、“中国欧盟合作肠道微生物项目”,和美国科学家共同发起“共生体基因组计划”,并与丹麦科学家成立了“中丹癌症研究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中华基因组研究中心”。

由于学术上的分歧,华大的思路和做法不得认同,华大只能以研带产,以产养研,才有实现想法的出路。正是这样,华大基因在有限的财政研发经费的支持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那些使用了大量政府研发经费,却鲜有重大成果产出的“体制内”科研机构相比,高下立现。

2007-2009年间,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年收入分别为4000万、1.2亿、4亿元人民币,2010年超过10亿元人民币。按照华大的规划,将在2015年产值实现百亿,2020年达到千亿产值,并在3-5年内实现部分业务在国内的分拆上市。

基因、测序、克隆……这些富于高科技含量、似乎只有顶级科学家才能沾手的名词,到了华大,则很快生成了一条可以致富的产业。

举国体制的重要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关键是目标正确与否的责任问题。生命科学和生物产业的发展在目标确立上分歧多,难集中,很难达成共识。领头人若力排众议确立目标,一旦出不了大成果,“谁集中、谁承担最终责任”,结果就使大多数不愿、也不敢承担“集中”的责任,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举国体制。因此,实现举国体制,最重要的是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遴选有远见卓识、懂科学、善管理、敢担当、甘于自我牺牲的科技项目负责人。而华大基因研究院实行新的体制,院长对仪器设备、人员、经费、任务等可以进行有效的调配。当然,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体制外的院长是创业人,是法人代表,既有发言权、决策权,也要承担风险和责任。华大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成功范例。

华大目前已经和澳大利亚、南非等国的一些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分析华大目前的收入来源,汪建告诉记者,目前仍是来自海外的收入居多,但预计到明年开始,来自国内的收入有可能就会超过国外了。

全世界每年投入10000亿美元,支持近1000多万人开展研究工作,要走在世界前列确实很难。华大基因研究院从院长到科技人员都在一股特殊的精神,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国际一流,绝不重复别人的工作”。过去十二年来,他们集中力量把研究工作做大、做强,做成了国际一流。当年完成人类基因组1%任务时,他们组织上百人,住在实验室做科研。如今又组织上千人开展基因组研究工作,500多人在一个旧鞋厂车间改造的办公室工作,他们的理想信念、拼搏敬业和团队精神着实令人叹服。研究院的成功做法表明,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要进入国际一流行列,一是方法要比别人新,二是速度要比别人快,三是规模要比别人大。研究院做到了这三条,所以他们成功了。而一些研究机构仪器是买来的,方法是照搬的,工作是重复的,研究成果当然不可能是国际一流的。

华大基因有一个由汪建院长、杨焕明院士牵头的好班子,他们“懂科学、善管理、敢担当、甘奉献”。可以说没有汪建、杨焕明的大胆创新,就不会创办华大基因;没有他们的有效管理,华大基因也不可能快速发展。

华大基因的实践证明:研究机构不以论文为考核指标也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科研人员不评职称也可以有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国家需要修订有关职称、奖励、医疗等政策,更加注重科技工作的经济价值与实际贡献,引导从事应用研究、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能够放弃论文导向,引导科技人员离开千军万马都想走“论文—奖励—职称—院士”的独木桥。

管理模式详解

基因流水线

2008年1月,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英美科学家一起启动了“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2008年3月又启动了“大熊猫基因组计划”,并于2008年10月完成了大熊猫基因组框架图和手工克隆猪的研制;2009年4月华大又启动了“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计划”,并在2009年8月启动了“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

在汪建看来,目前中国的传统学界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革命时代。而进入了生物经济时代,以往那种“合作社”单打独斗式地研发模式,势必打不过工厂流水线式的规模化运营方式,唯有实现科学研究、技术和产业的同步发展,中国的科研才能从“追赶者”变身为“引领者”。汪建将这个过程比喻为“发现新的果园,而非在旧的果园里捡别人吃剩的小果子”,而实现转变的加速器,就在于引进“云计算”的能力。

最初,生物基因的测序依托于原始的人工打孔测量计划,耗时长且难以处理大数量级单位的基因测序工作。测序技术落后于研究发展的现实,也是为何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经过6国科学家历时12年的努力、花费30亿美元,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绘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不必要的效率浪费”,从2010年初,当获知一种名为illumina的高通量DNA测序仪的出现,华大基因一口气就花了数亿元购买下157台,进而使得研究院的DNA测序速度提高了上百倍;与此同时,华大还在美国达拉斯租赁了“云计算”数据服务中心,将研究所获得的各类基因数据资源都实现了云端储备。这直接促成了华大在生命科学相关研究以及产业实现方面的技术实力大大增强。如今,华大要破解一种物种的全部遗传基因密码只需要几个月、花费数千万元人民币即可完成。而这种技术上飞跃,很大程度依托于科技水平和先进设备的引入。目前,华大每年的DNA测序量,已超过美国全年的测序量,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

如今,华大在生物信息软件开发上,一直处于行业领导者地位,通过这些软件分析数据,自2001年开始,华大已经成功地绘制出水稻、非典病毒、鸡、猪、大熊猫等物种的基因图谱。如今,在生物技术方面,华大基因已占全球数据的三分之一,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所有植物基因测序方面,华大所收集的数据已占到全球的70%~80%。

生物数据化的魅力

华大的运行模式、管理模式和发展规律,就是将工业数据化所有的精华转移到生命科学里边来。

在汪建看来,华大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单纯的科研实力,而是基于已经获得的生物学数据第一的基础上,如何将生物学数据变成“0101”,即数字化的过程。唯有实现“工业+现代信息’的运营模式,华大才能真正成为‘顶天立地’的产业引领。

这种模式被汪建戏谑地称为“贯穿华大的逆行模式”:即始终围绕现在工业和信息科学,通过计算把科学发现和产业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按照负责华大基因战略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朱岩梅的回忆,认识到华大基因的未来机会与三年前考察阿里巴巴公司的经历密不可分。当时马云曾对汪建坦言,“淘宝网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庞大的交易手续费,而在于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从而帮助淘宝对消费者的人群偏好、未来的购买行为都有了更实时的掌握,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

马云的这番话对华大人的触动很大。与淘宝上琳琅满目的商品相比,生物基因无疑是一座隐性的数据金矿。随着人类基因计划的公布以及华大在基因技术测序方面的领先,如今一个普通人只要花上599元,就能获得关于他的所有遗传密码。而通过华大基因库的数据分析,科学家们也能对人群从出生到死亡的疾病预防和治疗进行更为主动的干预,比如在中国发病率极高的女性宫颈癌、糖尿病、乙型肝炎等“恶病”,未来都能通过疫苗得以控制和改善。

事实上,华大基因早在2002年的水稻基因组计划时,就已初尝“数据化”带来的产学联动的价值。通过第一次以工业化的模式测量,用计算来解决水稻基因级测序的问题,汪建意识到,原来科学研究也是可以规模化的,可以程序化、可以工业化的。而且,如果一旦这几“化”形成了以后,华大基因后面的科学产权的投入与产出,就能够摸索出一条基于基因数据化、产业化、计算化和网络化的生物经济大图谱,进而极大的加速生物学发展的过程。

每次提起这一模式,汪建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所以我要大数据,我开垦数据的工具要大,还要快,如果慢了就没有意义了,搞一些小数据也没用,而且延用网络上的数据等同于吃别人嚼过的馍,那是二道贩子的买卖,不是华大的目标。所以,华大的运行模式、管理模式和发展规律就是将工业数据化所有精华转移到了生命科学里边来,现在我们的基因数据库实际上就相当于另一片比国土面积还大的‘土地资源’。”

基于此,在华大高层成立了一个负责战略规划的五人“雷锋班”,分别从技术层面和战略层面对接着华大生物云计算的落地,以实现超大规模生物信息学计算的中心任务,并不断提升其在高效能计算、云计算服务能力和网络数据传输能力,为海量数据处理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目前,华大基因拥有深圳、香港、北京、武汉、杭州等数个大型生物信息学超级计算中心,总峰值计算能力达到212 T flops, 总内存容量达到32.7 TB,总存储能力达到17 PB。其中位于深圳和香港的集群的峰值计算能力分列国内生物信息领域第一和第二位,为海量生物信息学数据的存储、处理和分析提供稳定而高效的资源保障。

从风险投资转为风险科学

华大基因的成功模式总结为从“廉价劳动力”(cheap labour)到“廉价脑力优势”(cheap brain science)的转变。

在华大,人才是最重要的资产。华大有一个知名的“特种兵团”。“特种兵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大部分人20岁出头,其中不少在大学阶段就被汪建招入麾下,并很快在研究上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果。譬如,华大基因的CEO王俊,16岁考入北大,27岁成为丹麦奥胡斯大学人类遗传学客座教授,现在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的专家。在加入华大后的11年中,他成为华大所有重大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完成者,在《科学》和《自然》上累计发表的论文已接近20余篇,可以说是中国科学界的奇才。

此外还有26岁的李英睿,他带领着华大的“特种兵团”,在4楼略显昏暗的实验室做着各种奇怪的实验。2007年,李英睿还是北大生科院大三学生,作为华大的实习生,他的研究成果“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组图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现在,李英睿已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2009年以来,华南理工大学的4名本科生已经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封面文章。在“特种兵团”中,年龄最小的赵伯闻只有19岁,来到华大时还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名高二学生,而现在,他也已经是某研究项目负责人。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汪建认为,中国科研界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并不良好的研究风气,即科研学科由一个“牛人”挂帅,吸附了大类的科研经费和人才资源,许多有想法的年轻学者必须通过为导师“打工”,才能有经费推进自己的实验项目,但“研究成果”却必须与导师共同分享。“我们都一把年纪了,要这些荣誉没有多大意思。”在汪建看来,“老人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创造好的平台,给年轻有为的研究者施展才华的机会,唯有通过这种“传承”机制,华大的事业才能实现可延续。相比传统院校,让汪建颇为自豪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华大提供的许多科研项目在全球都属前沿。而且,依托于华大的基因数据库,想要快速实现某一领域的突破也更具优势。恰恰是这种“给年轻人自由”的工作氛围和成才通道,使得华大基因研究院成为不少天才少年眼中的香饽饽。

在汪建看来,华大的“另类”发展基于三类人的结合——第一种人是“真正的牛人”,必须是“千里挑一”级别的,他们可以在华大从事各种自己想做的科研项目,实现“小股部队在产业前端领跑”。第二种人在华大成员中占有20%~30%的比例,他们的工作就是做“番茄炒蛋”。华大现在与国内外的科研合作项目都是由这些人来完成的。剩下的第三种人,具体工作就是外卖“番茄炒蛋”,同时拓展其他业务,赚足够的钱。

华大基因的成功模式可以总结为“廉价劳动力”(cheap labour)到“廉价脑力优势”(cheap brain science)的转变。正是这种“低成本”与“易获得”使得华大能够承担起发达国家无法承担起的高级人才的使用成本。同时,利用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对接模式,诸如与海外研究机构、企业共同研发,共享IP(知识产权),以及在海外快速建立华大基因研究点,充分招徕华人科学家等模式,华大基因快速建立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在55个国家2000家研究所的宏伟目标。

而作为科学驱动的行业的典型,生物制药正在成为华大“快速致富”的领域。目前,全球前20大生物制药企业,诸如辉瑞、默克等,有19家已经跟华大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借助庞大的基因数据资源和在生物前沿领域的研发能力,华大正在加速兑现它的价值。

可以说,华大的产学研结合的模式,成功地把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转化为风险科学(Venture Science),在基因和生命科学的领域,率先实现了中国科学家与全球平等对话的权力。

在生物技术方面,华大基因已占全球数据的三分之一,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所有植物基因测序方面,华大所收集的数据已占到全球的70%~80% 。

在汪建看来,‘老人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创造好的平台,给年轻有为的研究者施展才华的机会,唯有通过这种‘传承’机制,华大的事业才能实现可延续。

利用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对接模式,诸如与海外研究机构、企业共同研发,共享IP(知识产权),以及在海外快速建立华大基因研究点,充分招徕华人科学家等模式,华大基因快速建立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在55个国家2 000家研究所的宏伟目标。

研发创新及成果

自从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DNA测序仪问世以来,DNA测序的速度提高了上百倍。这直接带来了与生命科学相关研究、以及产业的一场革命。只有读懂了基因,科研以及产业才会有革命性的突破;要读懂基因,就得从DNA测序开始。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经过6国科学家历时12年努力、花费30亿美元,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绘制;而现在,只需要几个星期、花费数十万元人民币即可完成。

华大基因抓住了第二代DNA测序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机会。2010年初,一口气买下了128台illumina高通量DNA测序仪。这些外形像老式大型计算机的机器,单次运行能产生200Gb的数据,每天能产生25Gb的数据。现在,华大每年的DNA测序量,已超过美国全年的测序量,华大基因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但买下售价几十万美元/台的先进仪器绝不是华大成为顶级高手的充分条件。Illumina可以为任何人输出海量的DNA数据,但要把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拼装,最终形成对研究对象的解读,就只能靠人了。华大在生物信息软件开发上,一直处于行业领导者地位,这些软件将会帮助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在大量使用这些昂贵的机器之前,从2001年开始华大基因已经成功地绘制出水稻、非典病毒、鸡、猪、家蚕、大熊猫、马铃薯、牡蛎等物种的基因图谱。这些机器只是在规模和效率上,使华大基因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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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C 高性能计算机集群(峰值计算能力达到两百万亿次)

 

在研发创新的道路上,华大基因从未停止其脚步,高性能计算—云计算、云管理平台、手工克隆平台、转基因平台、基因工程小鼠技术平台,无不是华大人创新研发的证明。

高性能计算——云计算

高性能计算主要是从体系结构、并行算法和软件开发等方面研究开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技术。目前,HPC不仅用于科学研究、航天国防、气象预报、石油勘探等,还可应用于信息化、教育、企业等更广泛的领域,HPC的应用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面临着蓬勃发展。在生物学领域,随着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进步,生物信息数据的存储计算需求每12-18个月就会增长10倍,远高于Moore定律提供的参考数值。

对于华大基因而言,生物信息分析的使命就在于挖掘人类基因组和其他物种基因组测序所得的海量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随着分析数据指数式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都开始采用高性能计算技术。

华大基因一直致力于通过发展高性能计算,投入高性能硬件设备的组件,开发和优化相关分析软件等研究推动科研项目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目前,华大基因已在深圳、香港、北京、武汉、美国和丹麦等地建立多个大型生物信息超级计算中心,总峰值计算能力达到212T flops,总内存容量达到37.2TB,总存储能力达到17PB。这为海量生物信息学数据的存储、处理和分析提供了稳定而高效的保障。其中位于深圳和香港的两个中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两个生物信息超级计算中心。

此外,华大基因充分利用分布式计算的优势,开发了一系列基于映射/化简框架的云计算软件,并搭建了高性能绿色云计算平台。其中,SOAPgaea主要用于重测序的数据分析,通过选择合适的软件和优化的参数,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可以生成适用于自身特定需求的分析流程来实现自己特定的分析。同时,SOAPgaea也拥有自主研发的算法模型,如比对工具GaeaAlignment和单核苷酸变异检测工具GaeaSNP等,实现了进程间共享内存的新特性,在软件的精度和性能方面都更加出色。SOAPhecate则是首个分布式组装软件,它的成功开发使得基因组组装避免了高内存服务器的使用,大幅度降低了基因组组装的成本。

在未来的工作中,华大基因会持续研究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新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各种实际的生物信息项目中,如百万种动植物参考基因组的构建以及一些复杂疾病的研究项目等。

2012年6月1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12年国际超级计算大会(Inter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onference, ISC’12)上,国际数据公司(IDC)宣布了第三届“高性能计算创新优秀奖”(HPC Innovation Excellence Award)的获奖名单,华大基因继2011年获得该奖后此次再度名列其中。该奖项再次证明了华大基因高性能计算能力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引领着生物领域高性能计算的发展。

新兴的云管理

社交网络、云计算、移动互联网这三项技术的发展对企业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这三项技术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这就是云管理模式。 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这个手机成为一个智能的终端,这个智能的终端加上一个移动的人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岗位。 云计算技术使得许多的企业管理应用变成一个公有云以后,通过云计算技术使这种云服务的成本大幅地降低,云计算可以推动新的商业模式、提升切入市场的速度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同时也使得这个企业的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社交网络在游戏、电子商务、视频共享、客户评价各个领域当中都有非常好的应用。上述技术在华大已有良好的应用基础,因此华大实现云管理是水到渠成。

在云计算与云存储硬件支持方面,华大可以进行生物云计算以实现超大规模生物信息学计算为中心任务,不断提升其在高效能计算、云计算服务能力和网络数据传输能力,为海量数据处理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华大基因拥有深圳、香港、北京、武汉、杭州等数个大型生物信息学超级计算中心,总峰值计算能力达到212 T flops, 总内存容量达到32.7 TB,总存储能力达到17 PB。其中位于深圳和香港的集群的峰值计算能力分列国内生物信息领域第一和第二位,为海量生物信息学数据的存储、处理和分析提供稳定而高效的资源保障。其硬件资源服务,包括云存储、云计算、云网络,拥有强大的硬件资源支撑,为海量数据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传输。

云服务EasyGenomics,基于云计算技术开发的web生物信息分析平台(PaaS),目前提供的数据信息分析服务包括基因组重测序(Whole Genome Resequencing,WGRS),外显子重测序(Exome Resequencing),RNA测序(RNA-Seq),小RNA测序(Small RNA),基因组从头组装(de novo Assembly)等。 EasyGenomicsTM将整合更多的生物信息分析流程和软件,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生物信息分析服务,进一步推动基因组学、转录组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组学贯穿研究向应用的转化。云软件,基于云计算技术开发的一系列短核苷酸序列分析软件包(Short Oligonucleotide Analysis Package, SOAP),用于海量生物数据的比对,变异检测,功能注释分析。 因此,可以说“云”技术在华大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应用基础。

华大的云管理模式的核心应用包括:

1)基于社交网络的倾听分析形成的客户洞察,针对性地互动提升客户的忠诚度;

2)通过移动设备、社交网络以及网络平台提供多渠道的接入和提升客户的体验;

3)运用技术降低供应链流程当中的运营成本来大幅地降低成本,运用即时通信以及企业的社交网络,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虚拟会议以及运营协同,以增进合作。

4)创造新的数码产品,如智能的终端应用、移动的解决方案和移动的杂志,同时还可以结合云服务开发新增长的平台,比方说在线和移动的平台等,从而为企业带来许许多多的内部和外部的机会。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遇到了瓶颈,许多中小企业他们非常困难,必须通过降低成本、转型和升级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华大云管理的应用为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解。

手工克隆平台

深圳华大方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以“手工克隆”技术为基础,专业从事克隆及转基因动物生产研究的生物科技公司,其拥有强大的手工克隆及转基因技术平台。

手工克隆技术与传统克隆技术相比,具备易操作、高效率、低成本等特点,非常适合产业化生产应用,对于大规模医学辅助研究和农业育种等应用领域将会做出突出贡献:
高效性:与传统克隆相比,手工克隆在囊胚率、怀孕率上都显示出较高的效率。
稳定性:手工克隆技术通过囊胚生产,选择优质囊胚进行移植,效率稳定。
操作简便性:手工克隆完全手工完成,在经过短期培训后,一个拥有普通生物背景的工作人员及能完成全部操作。
易于推广:已形成手工克隆实验室的标准配置以及标准操作流程,更加容易实现整套体系的复制和推广。
费用低廉: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不需要高级科研人才;只需要一台普通体式显微镜、一个生物背景的工作人员、一把刀即可。
易于推广商业化:仪器设备费用低廉、技术易于掌握、人才需求方向广、生产效率高等优点决定了易于推广。

华大方舟已成功完成了转基因手工克隆绵羊“鹏鹏”、转基因克隆猪、“猪坚强”克隆小猪、荧光宠物猪等项目。

转基因平台

动物基因工程技术可用来改良和培育动物新品种、构建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基因功能、研制动物生物反应器,是以DNA重组为核心的遗传工程技术。

目前动物基因工程的方法主要有原核注射、单精注射、慢病毒感染和体细胞克隆技术等。这些技术各有其优缺点。显微注射简单易行,也可以制备整合表达框的遗传修饰动物,但其效率低下,而且需要显微操作仪等大型贵重仪器,不利于其应用。体细胞克隆技术是当前最为有效的遗传修饰动物制备手段。我们拥有高效、便捷、规模化生产的手工克隆技术,为研制和生产遗传修饰动物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保障。

安全、高效和稳定表达依然是基因工程动物新品系培育的制约因素,本研发团队集中开发安全、高效、定点的基因敲出和敲入等基因工程新技术,并采用先进基因工程技术构建人源化的疾病动物模型。猪在消化系统,糖脂代谢,解剖生理,器官尺寸等方面与人最为类似,是介于啮齿类和灵长类之间的最为重要疾病动物模型之一。实验动物平台拥有200余亩的实验动物基地和160平方米的SPF鼠房及配套设施,拥有巴马猪、藏猪、小耳猪等多个实验动物品系,已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制备出侏儒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基因工程动物模型,未来期望在心血管、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领域制备更多合适的实验动物模型。

 

基因工程小鼠技术平台

2012年8月7日,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华大科技”)和深圳华大方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大方舟”)联合推出基因工程小鼠技术平台,该平台克服了传统转基因小鼠生产技术中目的片段随机插入、完整性较差等难题,优化了转基因小鼠的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研制效率及稳定性,且具有性别可控、周期短和费用低廉等优势,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通过基因工程小鼠进行疾病动物模型构建、新药的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等研究。

此基因工程小鼠技术平台拥有160平方米的SPF级鼠房,并配备有专业的实验设施及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为基因挖掘、转基因小鼠的研制、功能基因验证等研究提供了完善的实验条件及有力的保障。基于此平台,研究人员可高效地通过DNA显微注射技术,干细胞囊胚注射和四倍体补偿技术,基因敲入、敲除和条件性敲除技术,基因打靶、转基因载体构建,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等对小鼠基因进行改造及修饰。

转基因小鼠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实验动物模型,其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模型的研究,如心血管疾病、皮肤病、传染病、糖尿病及肿瘤等。高效、便捷、规模化生产的手工克隆平台及精子介导技术,可以为研制、生产遗传修饰动物提供先进的技术保障。此外,该基因工程小鼠技术平台还依托于华大科技强大的高通量测序技术平台及丰富的基因组学研究经验,可为研究人员提供基因发现、转基因小鼠制备及功能基因验证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转基因技术与高通量技术平台的强强联合将成为基因工程的发展趋势,对生物基础研究、培育和改良新品种和医药研究等方面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自有后来人:人才培养机制

华大基因是个智力和知识密集的地方。当初华大基因来深圳时只有不足100人的队伍,经过四年的发展,目前华大基因已成为在深圳拥有3000多人的研发团队,其中,有1/3的人是来自北大、武大、华南理工等名校的毕业生。目前,华大基因还拥有一支包括国际学术专家和产学研各界精英在内的高级顾问队伍。

后备人材的培养是一个科研机构要永远关注的话题。华大基因来深圳后一直在探索具有华大基因特色的人才教育之路,先后与北大、武大、中大等国内十多所高校达成了联合培养生物学人才的意向,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教育培养体系(如创新性的2+2+X学生培养模式、硕博士联合培养模式及脱产制的“华大基因学院”)。依靠这种体系,华大基因能够快速筛选和打造出一支适应科学、技术、产业不同发展目标的解放思想、追求创新、管理高效的人才队伍。

国际合作是开拓科学家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华大基因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目前已启动了“中丹合作糖尿病项目”、“中国欧盟合作肠道微生物项目”,和美国科学家共同发起了“共生体基因组计划”,与丹麦科学家成立了“中丹癌症研究中心”,此外,还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中华基因组研究中心”。

华大基因由于资金有限,不能提供高待遇,开创性的科研工作也难以找到现成的人才,常规的吸引人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们自己培养人才、大胆使用人才,走出了一个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中使用”的独特的人才培养之路。现年36岁的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已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成为国内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的科学家。26岁的李英睿和27岁的徐讯都在华大工作6年,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球范围也属罕见,如今他们都已是华大的副院长,领导着上千人的科研队伍。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赵柏闻,17岁就放弃高考进入华大,现带领着一个由近10位外国教授、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高智商的基因组研究工作。华大基因真正做到了不重学历,唯重能力,吸引并聚集了一大批“怪才”式的青年俊杰。相比之下,很多体制内院所论资排辈,有才能的年轻人发展空间受限,要么选择“逃离”,要么丧失“斗志”成为庸才。对人才的浪费才是我国科技投入的最大浪费,这一损失之大恐怕难以估量。

此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华大教育中心正在建设中,2012度研究生工作已经启动。由深圳市批准成立的华大基因学院已经开始运行,与国内外联合办学、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工作也已启动。

是的,在创新之路上,华大基因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不断去探索新的果园,并将“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信念。展望未来,华大基因将坚持由基因组为基础的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的“三发”联动的科学发展观,以全新的方式推动社会前进并引领未来;创建以国际竞争和接轨的大科学项目为引领的,以任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的“三带”发展模式。在未来的发展中,华大基因将依靠以高通量测序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和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体的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技术平台,继续向基因组科学的顶峰迈进;同时致力于开展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人类健康、规模化重要物种、重要经济动植物等基因组研究及应用,孵化医药健康、现代农业及新生物能源等一批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产业项目,最大化地运用基因组技术服务社会、创造效益,为中国生物经济的腾飞做好前瞻性、原创性和战略性的工作。

 

企业档案

华大基因(BGI)是1999年在北京成立的,2007年南下深圳,并在深圳东部海滨盐田一栋不起眼的小楼扎下了根。自1999年成立以来,华大基因坚持“以任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不断发展,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果,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首个亚洲人基因组“炎黄一号”(100%)、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大熊猫基因组、马铃薯基因组、抗SARS研究、抗德国致病性大肠杆菌研究、人类肠道菌群基因组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科研工作,在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同时建立了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蛋白等技术平台,其测序能力及基因组分析能力正在经历从亚洲第一到世界领先的历史性跨越;开创了科学、技术、产业相互推动的发展模式;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国内科技合作与交流;建设了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年轻的产学研队伍;再现了基因组科学和产业发展的深圳速度和深圳奇迹。

在科学、技术、产业三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模式下,华大基因正在跨学科、跨产业、跨地域、跨国界地快速扩展,致力于开展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人类健康、规模化重要物种、重要经济动植物等基因组研究,大力发展我国的医学健康产业和现代农业、海洋产业。华大基因将最大化地运用基因组技术服务社会、创造效益,为中国生物经济的腾飞做好前瞻性、原创性和战略性的工作。